“狂医”张建明
一个毕业于卫校，从乡镇卫生院走出来的奇才，一个把中医事业视为生命的痴人，一个梦想铲除天下一切恶疾的热血男儿。他就是张建明。
张建明说：“我要赶超张仲景。”张建明又说：“治疗疑难杂症和癌症，我全国领先。”张建明还说：“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只给我一个很小的舞台，我会感到痛苦。”是什么让他如此“猖狂”？张建明回答：“是我的力量，更是中医的力量。”
上个星期，在嘉定的私人诊所里，我听张建明讲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故事；也正是在那里，张建明牢牢守护着他自己一辈子的情怀、信念和梦想。
张建明中华中医学会会员，学医数十年以来从未脱离临床。他认为临床是中医生命之根本和力量之源泉，指出并呼吁中医应回归经典、回归传统、回归临床。他长期从事中医药治疗各类疑难杂症和怪症的研究，创立了中医史上前所未有的汇聚诸多治法、药剂量超常、药味达数十乃至百余味于一方的“大方合治法”，不仅开拓和丰富了中医治法，也为中医攻治疑难顽症提供了崭新思路和有力手段。其应用价值已渐为业界认识和肯定。他还在全国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屡受好评并多次获奖。
欲与“医圣”试比高
当一个中医平静地对你说出“我要赶超张仲景”这句话时，你无法不震撼。这就好比一个写诗的人说要赶超李白，一个学哲学的人说要赶超孔孟。如果说十年前张建明还仅仅是将其看作人生的宏大梦想的话，那么现在，他自觉这个梦想已不仅仅是梦想了。
东汉张仲景凭借一本薄薄的《伤寒论》奠定“医圣”之尊，张建明说他不需要着作等身，但假若告别人间的时候能完成一部堪与《伤寒论》比肩的诸如《中医论》之类的经典，此生便可足矣。我问他再花多长时间可以基本达成心愿，他说：“也许十五年，也许此生难遂。”
中医不是西医，中医是讲“道”的。在张建明看来，自己已然进入了“道”的层面。“既然是‘道’，那便不容易解释”，张建明说，“我领悟的是‘道’，病家感受到的是我的‘技’，我反对那种要么把中医贬得一文不值要么把中医吹得神乎其神的观点，归根结底是要把病看好。”
入“道”的张建明就这样不断钻研、完善并展现着自己的“技”，除了“赶超张仲景”这一梦想，他另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目标是立志成为中国最优秀的临床大家。
在中医领域，如果按照通常的概念，47岁的张建明尚属青涩小辈，毕竟，“老中医”的提法并非平白无故。可张建明不买账，他信奉的是自己的天赋和实力，他也从不否认自己已经是数得上号的名家。他说一个中医看病时不该谦虚，“谦虚你还看什么病？还怎么让病人信任你，把自己的生命托付于你？我自己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每天面对度日如年甚至每分每秒都在被病魔摧残煎熬的苦难病家及其悲伤的家属，在自感已具备良好技能的前提下，怎能且又何必伪作谦虚之态呢？我坚信断不会使来诊的大多数病家失望，我也坚信医生其实是人世间最不容许谦虚的一项极其崇伟神圣的职业。’”接着他话锋一转，神态由张扬突变至恭敬，“但夜里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就要谦虚了。你要拼命地看书，不断地想问题，这时，你会感到中医是那样博大精深，而你所欠缺的东西还有许多。”
喜治百病，专啃“硬骨头”
“除了骨折不看，接生不看，其他毛病我统统都看。”张建明说。
张建明把事业的分水岭定格在1991年到1992年之间，“1991年以前，我的主攻方向是呼吸系统疾病，1992年评上上海市十佳中青年医师、也就是成名之后，开始广泛接触各种难病、怪病。”张建明将西医和中医作了一番对比，他说西医分科较细，现在绝大多数西医往往专攻一个或几个病种，但中医和西医不同，西医首先面对的是病，而中医首先面对的是人。既然如此，那么，中医也应该能够并且敢于面对降临在人身上的千变万化的所有疾病。
虽然“蜗居”偏远的嘉定，人民街这条河边小路也不太好找，但酒香不怕巷子深，张建明中医馆到底还是名声日隆。现在到他这里看病的病家，所患多是“转战”本市乃至全国各大着名医院、经教授专家久治而未愈的高难度疾病，张建明喜欢开玩笑地把这些“敌人”称为“硬骨头”。“‘硬骨头’啃起来才带劲，才显出我的本事哩”，张建明挥舞着双手站起身来，明显情绪激动，“我又觉得自己像个清洁工，那些大医院治不了的，我全部扫干净！”
他以一种英雄的豪迈姿态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坐下来，点燃一根烟，缓缓地说道：“各种疾病就像我药房里的一个个中药抽屉，任何一个抽屉，我们都有一把打开它的钥匙。如果打不开抽屉，不是因为上天没有给你钥匙，而是你暂时还没找到。”
张建明自认为，中药治疗癌症，论总体疗效及理论和实践上的水准，他国内领先，“但是，我终究还不敢用‘攻克’二字，我正为此继续竭尽心智”。
“我要参战”张建明非凡的“非典岁月”
对于张建明来说，去年从毛遂自荐到最终被杨晓渡副市长亲自点名参与会诊的“非典”之战，是他个人施展本领和抱负的一次契机，更是他努力为中医“正名”的一声呐喊。谈到这段往事，张建明感慨万千。
“‘非典’刚刚发生，我就敏锐地感到，中医的历史性大机遇来了”，张建明为我讲述起了他人生中的一个大故事，“当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参战，我要去看‘非典’，一定要去看！”
念头的生发是容易的，但接下来的事就难了。凭什么让你参战？你凭什么参战？冷静下来之后，张建明开始问自己。“我发现自己根本就是‘三无’产品”，张建明说，“第一，我职称不够——我就是一个破格而获的中级职称，也没有骄人的求学履历，仅仅是通过自学考试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电视大学；第二，我年纪太轻——中医都是越老越吃香，46岁在一般人看来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第三，我单位太小——去年我还在嘉定嘉西乡卫生院工作，想想也是，人家哪里会把一个乡镇医生放在眼里？”
然而，张建明的沮丧仅仅在他的心头停留了一秒钟，因为，另一种不可遏止的自信如同滔天的巨浪遽然涌遍他的全身。“我有一身本事和一腔报国忧民之心，我为什么不能去？”
他行动了。他花了整整45天时间，就中医的理法方药等诸多内容洋洋洒洒地写出了请战“万言书”，最后48小时，他一分钟都没合眼，以至于完稿之后几近虚脱，扶着过道的墙壁才从书房走到了卧室。这份请战书与其说是向上级领导部门证明自己能力的论文，不如说更像是古时候的“拜帖”，张建明要用它来叩开那扇原先对自己、也对中医紧闭的大门。
接着，给市领导写信；再接着，给中央领导写信。内容差不多，意思也是一样：“我怀着赴死的决心和精良的技术请求参战，如果不能回来，那也是我的光荣，我家庭和子孙的光荣。但是我相信，我不仅有能力防自身，更有能力救病人。”
该做的都做了。开始几天杳无音讯，张建明不免落寞，可是一个星期之后，转机终于来了。先是嘉定区卫生部门领导要求找他谈话；又过了一个星期，市卫生局中医处处长接见了他；再过了几天，当接到杨晓渡副市长的秘书打来的电话时，张建明流泪了。当晚，他在母亲的遗像前点满蜡烛，百感交集地说：“妈妈，儿子要出征了，儿子一定凯旋。”
就这样，张建明一步跨上了抗击“非典”的最前线，但他还不满足，他要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告诉医学界、告诉所有人：中医不是西医的陪衬，中医是这场关系到民族兴亡大计和人类健康事业的重大战役的主力军！
最后，这个46岁的“年轻”中医终于壮志得酬，成为了“非典”期间沪上中西医界唯一被市领导点名进入“非典”隔离病房参加危重患者救治重任的医师。“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张建明自豪地对我说，“进入病房的有11个西医专家，就我一个中医。”在张建明的方子里，中医的力量得到了充分展现，虽然相对于西医而言还是比较薄弱，但医学界毕竟感受到了。
我问他那段岁月中有没有过犹豫和牵挂，他说有，他放不下他的女儿。但他女儿迄今为止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如果不能将病死率控制在20％以下，我将献出我的生命。”而且，也不是对她说的。
好的医术 怪的医生
虎狼”药方吓坏人“烦人”病家要挨骂
名医标准:文人加勇士
医家想来大都是沉静寡言慢声细语、理性多于感性的，但张建明给我的印象却恰恰相反。无论是与我交谈还是自己讲故事，他的真性情皆彰显无遗。
看看他是怎样为一名真正的中医大家画像的吧——“我觉得他应该兼具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军事家等多种素质，因为从本质上来讲中医是属于人文的，跟中国传统文化互为观照的。有了文人的性情，中医的思想和见识才会灵动起来，才更容易接近悟道的层面。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医大学招生，绝对不应该从理科而应该从文科去招。当然中医不是不需要理性，一个中医应当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兼备，但相比纯粹理性的西医，中医的感性成分要多得多。”
受那个时代的影响，张建明没能走上正规的求学之路，但他看书很多，对中医产生感情之后，更是有意识地完善自己的人文知识结构，儒道佛均有涉猎，唐诗宋词也终日置于案几之上。他的悟性、才情和学养从谈吐和他自己所作的一些文字中便可见一斑。
然而，如果你认为他仅有满腹柔肠，那便又错了。他会猛然眉尖上挑，目中射出精光，将一股霸气和杀性掷向你的面门。“一个名中医能没有霸气和杀性吗？”张建明说，“每天都是在打仗，每天都是在征服，那么我是谁？我是拿刀子的勇士，我是赳赳武夫，我的杀性大得了不得，我杀尽世间病魔；我要拯救苍生，我要还天下以安康。”
所以，张建明的总结是：“没有文化的中医，是愚蠢的中医；只有文化的中医，是软弱的中医。”
能悟“道”也要会使“器”，能“文”亦需会“武”——这就是张建明的处世准则，这就是张建明的为医哲学。他说他是一个集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完美主义于一身的人，而这些个主义和思想，中医差不多全替他实现了。
用药力道——“险”在“准”中
张建明随手抽出一张方子，递到我的面前，拿起一看不禁呆住——密密麻麻，加起来几乎有近百味中药。人说他是出了名的“大方子”，此刻方知名不虚传。
“这还算不上是最大的呢”，张建明告诉我，“最大的一张方子，像这样的处方笺还写不满。”有的病家根据他的方子去抓药，称称分量竟达十几斤，大号的马夹袋都装不下，得用蛇皮袋扛回去。还有的病家，为了煎那些药，特地买回来一只直径50公分左右的特大号锅罐，不曾想，竟把煤气灶给压塌了。张建明把这些病家的故事当作传奇一般来讲，讲着讲着自己也忍不住笑了，“最有趣的是有一次一个病家跟我说的经历，说他对着那堆巨大的药渣犯了愁，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终于还是深更半夜和太太一起拎下楼去偷偷倒了。为什么不在白天正大光明地去倒？他说怕被清洁工看见了说话，也怕有人问他——这药是给人吃的还是给牛吃的？”
所谓大方子，势必药量大、品种多，故绝非寻常医家轻易敢用。那么，张建明又何以动辄“行险”呢？“看上去险，其实我自己并不觉得险”，张建明说，“古代习枪者有出枪‘稳、准、狠’的训条，中医开方用药也是一样的道理，只不过在我看来，三个字中以‘准’最为紧要——失去‘准’的‘稳’，是危险的；有了‘准’的‘狠’，则是安全的。有人说我常用‘虎狼之药’，那是因为我时常面对‘虎狼之病’啊！”
恶性肿瘤无疑属于“虎狼之病”，而恰恰是这类“虎狼之病”，考验着、锤炼着张建明的医术，也不断地提升着他的用医境界。在数十年临床探索以及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历经彷徨反复，张建明如今独创出了“大方合治法”，这一方法对治疗各种高难度的疑难杂症、恶性肿瘤和沉疴痼疾有着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功效在国内已渐为人识。眼下张建明的研究和临床治疗已经全面深入到各个病种，他尤其擅长治疗各类疑难杂症、怪症和癌症，对顽固性咳嗽、哮喘、重度肺气肿、肺心病、肝肾顽病、尿毒症、心脏病、青少年多动症、顽固性失眠以及各种癌症尤有心得，临床整体疗效也相当满意。对张建明的开拓之举，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年90岁高龄的中医泰斗裘沛然老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不仅天赋甚高，而且“敢于继承，敢于创新，敢于下药”。
不管继承还是创新，不管大方还是小方，张建明强调的，始终还是那个“准”字，也即“辨症正确，对症下药”。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一次治疗一位久病不愈的重症病家，方子中需用生甘遂，生甘遂药性峻急奇猛，如参照《药典》规定，开炮制品0.1克是常法，但他针对具体情况，果断采用“峻泻”疗法，开出生甘遂入药1克的罕见大方。该病家连泻十余次，翌日早晨恢复如常。又说他开过的最小的方子，药重仅2克，可以放进皮夹子。
行医作派——病家也莫名
在张建明的眼里，中医是一门崇尚个性的科学，虽然传统和理论为医家设定了不少行医的“格式”，然而，“一个好的中医，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更讲求个人的灵感。”
张建明说他自己是典型的“人来疯”，有时，越是棘手的病症，越是能够让他变得比平常更为兴奋，而当病家在他的手里获得痊愈时，那种成就感会使他洋洋自得，就像一个考试得了100分的孩子。“治好了病，我比什么都快乐”，张建明告诉我，“我会对病家说，‘怎么样？张建明行吧？张建明厉害吧？’病家通常都忙不迭地点头称谢，用一些称赞的话把我‘伺候’得舒舒服服。我也喜欢开玩笑，比如指指人家的手腕，说：‘怎么谢我？要不把这个镯子脱下来吧！’这时，我感到了轻松，感到了快乐，感到了满足，也体会到了自己的价值。当然，最后我会严肃地对他（她）讲，不是我张建明厉害，而是中医厉害。你要谢我，你更要谢谢中医。”
病家都知道，张建明看完病之后喜欢说怪话；病家也都知道，张建明看病时的怪异行为更多——据张建明自己“招供”，他看病时的作派，常会使不了解他的病家莫名其妙，甚至尴尬异常。
“面对病家，我有个原则，就是我让你说话你就说，我不让你说话你绝对不能说。有的时候，我会整整一个小时听病家讲述病情，自己一言不发，如同入定；有的时候，病家刚刚讲了一句话，我就打断他，告诉他‘你现在不要讲了，我要展开思维了’；又有的时候，我在思考的过程中自言自语，病家在一旁‘噢’个不停，我便会大发雷霆，丝毫不留情面地说：‘烦什么烦！我又没在跟你讲话！再讲一句，毛病我就不看了！”张建明从来不为自己的“凶”和“怪”道歉，因为，这是他的风格，是和他的技能、见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张建明将自己看病时的形象描画为“如痴如醉、自言自语、摇头晃脑、旁若无人”，他又说，每当面对病患，他就努力让自己浸淫在一种“场”里，那时候，“物我两忘，只有考题。”对于他而言，“每个病人都是一张考题，每张方子都是一个作品。”而考题愈难，他就愈加兴奋，身上那种争胜好斗的气质也就愈加展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始终保持高度的兴奋感和敏锐感，张建明几乎不停顿地看病。“去年年底自己开诊所之前，停了大约一个星期，后来诊所开张的第一天，为病人搭脉的时候，我就明显感到进不去那个‘场’，感觉钝化了。拳不离手啊，我的目标是临床大家而不是学术专家，所以，我要每天操练，在实践中不断进步。”
张建明走着自己的路。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他没有显赫的求学背景，也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但是他相信凭借自己的眼和手，能够打开一片广阔的天地。“我庆幸没有读正规的大学，因为这让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路径。如果读大学，我现在一定已经是博导，但中医需要的是真正的大家。”张建明掷地有声地说。
一个好医生，自己的身体总是先垮掉
张建明的爱与恨
每天为母亲上一柱香
张建明爱他的女儿，爱他的朋友，爱他的病人，但他最爱的，还是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叫张永珍，六年前去世。张建明儿时父母即离异，家中又十分贫寒，是母亲将他一手拉扯成人。如今功成名就，母亲却乘鹤西去。最令他感到悔恨和悲痛的是，身为名医，也救治了那么多的母亲，竟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在自己怀中止息。
张建明告诉我，母亲的相片，他每天都带在身上。母亲去世六年多，她的骨灰他力拒亲戚朋友“入土为安”的规劝而摆放在客厅里，并且每天坚持上香。夜深人静、斗室独处的时候，他会经常忍不住亲吻母亲的相片。他还把医馆的药房取名为“永珍堂”，让母亲时时刻刻在天堂看顾着自己。在张建明的药房里，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永珍堂’是以我一生悲苦慈善为怀的已故母亲之名而命名的，我将拼尽所能以使其光荣走入中医历史，因此我不敢丝毫轻慢我的病家而玷污了母亲的在天之灵。我衷心深谢赐予我名利的病家，也殷切并且严苛地要求全体同仁也要自觉地怀捧这份虔诚……”
“现在我渴望成功，但我又非常惧怕成功的降临”，张建明几乎有些哽咽地说，“因为那时我将异常思念我的母亲，我会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成就母亲已不能看到了，虽然我坚信，儿子回报她的光荣她一定能感受到。”
对母亲的爱以及母亲对他的爱使张建明加倍投入到了对中医的爱，因为，中医不仅是他用以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也是他情感的永久归宿。他知道，走到中医之路尽头的那天，便是他和母亲重逢的日子。
其实张建明起初并不爱中医。被分到卫校学中医的时候，他曾经消极抵触了大半年。可后来，一方面是由于本能的向上之心，一方面由于拥有胜过普通人的聪慧天资，再一方面也由于中医的天地的确广阔而神奇，中医在张建明的眼里心里和手里，毕竟渐渐精彩起来。如今，照他自己的话说，“沉潜于中医的领悟，我感到了生命的愉悦。”这愉悦，是个人的愉悦，也是苍生的愉悦。看着病家重新焕发生命的光彩，张建明的悲悯心肠和济世情怀，就像溪流奔向大海，统统找到了归宿。
“世间还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重呢？”那年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张建明自己跑到邮局，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拍了一个长达一千多字的电报，指出普京应为自己原先的冷漠表态作出检讨，并就善后工作提出了三条建议。在电报的最后，他一连写下一百十八个“福”字，他说：“我是在为生命祈祷。”
感悟到了生命的重，也就体会到了中医的重。在张建明看来，中国的国粹不是京剧，而是中医。张建明以自己身为一个中医而骄傲，他也最恨那些身为中医却说中医不好中医无用的“败类”以及那些假中医之名却不行中医之实的伪“名家”。“现在中医界这样的人太多了”，张建明眼中像要喷出火似的，“有的巴不得快点投靠西医的山头，一副数典忘祖的嘴脸；有的动不动就甩名家派头，大话满天飞，其实半点本事没有——有一次，一位赫赫有名的所谓‘专家’，名字我就不提了，给病人把脉竟然戴着手套！还有一位，看病干脆不把脉！你说说，看病不把脉和戴着手套把脉，这还能叫中医吗？连个骗人的样子都敢不做呢！”
“难怪中医要落到如今这种寂寞悲惨的境地。”张建明长叹道。
收该收的钱做该做的事
行医宗旨是治病救人，但张建明也从不忌讳谈钱的问题，“市场经济，名正言顺”，张建明说，“难道名利之心就一定和治病救人背道而驰？”
张建明非常坦然地告诉我，他的诊费确实不算低，在他看来，也许偏高的诊费标准实际上是他智慧价值的体现，这种智慧的价值，绝对不容贬值，不容打折。“我看的病，大都是别处看不了的高难度疾病，为此我需要花费比别人多得多的智慧和心神”，张建明霍然站起身来，“你觉得我诊费高，那么我要说，这是对大勤奋和高天份医家的应有尊重。别家的诊费也许是稍低些，但如果于病无助，价格再低廉其实也是一种真正的浪费！”
所以，张建明的信条有二。
其一，光明正大赚钱，竭尽全力治病；其二，收该收的钱，做该做的事。
名气大了，求医者自然踊跃，其间也不乏达官显贵。对于这样的病家，张建明在感到自身价值受到认可的同时，依然不忘保持一个医家的“气节”。他不愿向钱低头，自然也不屑对权俯首。
“有一回，一个香港的大老板说要来看病，秘书打来电话，提醒我说他们会开奔驰来。我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差点发作。奔驰有什么了不起？现在上海出租车还有奔驰呢！过两天人来了，老板派头十足，汇报病情的时候还忍不住显摆显摆，当场我便没给他好脸色。最后，我方子开好了，他居然告诉我要带回去给他的私人医生看看。我压下火问他的私人医生是谁，说了名字，原来是上海某医院的院长。我面孔一板马上站起来，说：‘第一，你不要拿这套吓唬人；第二，你说的那个医生我知道，他是西医，没有任何资格和权利对一个中医的方子说三道四！”“大爷”悻悻离去，张建明又是一声长叹：“跟中医无缘啊！”
又有一回给某高官治疗，对方态度不甚友善，似乎有点瞧不起他这个“乡下郎中”。张建明骨子里的那种清高和狂傲顿时抬头，于是将自己独特怪异的行医作派彻头彻尾地展现出来，就是要用医家本色来证明自己的实力。结果，方子说明一切，张建明终于赢得了对方的尊重。
还有一次去一位将军家看病，坐上饭桌，张建明开门见山地说：“将军，现在开始我是你的将军！”
对那些相对而言的“弱者”，张建明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我为一个女病人看病，需要摸一摸脚，我让她脱袜，翻起裤腿一看，一双丝袜上居然有好几处补洞的针线”，张建明说着曾经的故事，“现在女同志的一双丝袜要多少钱？她补了又补，可见经济条件一定非常困难。那天，我免了她的诊费。”还有一次，病家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同样得看脚。“她行动不便，我跪下来，帮她脱鞋脱袜，完了之后又帮她穿袜穿鞋”，张建明说，“我从来是一个往高处看的人，但我会为真正的病家下跪。”
就是不给自己治病
他思路敏捷，语速也快，那对眸子更是闪现着一种强劲的光芒。但他告诉我，他自己其实身体很不好，胃病这两年越来越重，也时常感到气力不济。他还告诉我，他学医前体质甚佳，出生时重达九斤，可学医之后由于熬夜过度、用神过度，长年累月下来毕竟还是积劳成疾，以至于工作中曾经晕倒两次。有一回去福建为一个老同志看病，下了飞机就狂吐不止。诊断时咬着牙忍住，看完病去机场却又吐了一路。
我问，一个像你这样的中医为什么治不了自己的病？他略微有些无奈地笑笑，说：“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其实，我不是不会治自己的病，是没工夫管顾自己啊。有一次和日本一家着名医药公司的老总吃饭，谈到我的身体，他说，没办法，一个好的医生，自己的身体总是最先跨掉的。”
眼下中医事业的积弱不振让张建明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在他看来，中医如果继续现在的生存状态，那么，离崩溃乃至彻底消亡就不远了，“如今中医界过多地强调中西医结合，倡导中医现代化”，张建明说，“但我认为，要想振兴中医，首先需要做的恰恰是回归临床、回归经典、回归传统。”
为了理想和责任，张建明勤奋着。他上午看普通门诊，下午看特需门诊，晚上的时间则尽可能地推掉应酬，全部用来看书。看经典，也看时下几乎所有能够看到的中医书报和杂志。即便这样，他仍感到时间不够用。他说如果从经济方面考虑，将诊所开到市里，效益至少可以翻一倍，名气也会更大，但那样的话，“我学习的时间就更少了，也更不容易静心。”
张建明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他宏大的人生抱负需要通过中医来实现，他对母亲的那份永难终结的孝也需要通过中医来延续。他说：“当我弥留之际，假使真能坐拥金山，但对中医没有贡献，没能将我和母亲的名字记入中医历史，那一定是我人生的大败！”
诊室里烟雾弥漫，张建明和我抽完了差不多两包烟，而他的故事却将尽未尽。“我差不多也50岁了，如果按照人大致的平均寿命75岁来计算，我的生命还有25年”，张建明又点了一根烟，“25年，看上去好像还蛮长，但我不想这么表示，我要对自己说，我的生命只剩下三分之一。在这三分之一的岁月里，我要继续拼命，跟自己竞争、跟先贤竞争，跟未生者竞争——先贤就如张仲景，我要赶超他们；未生者必定更有出息，因此在中医的历史长河里，我要‘逃’得远些，再远些，好让他们不会轻易地追上我。”
“我要奋斗到死之前的最后第二口气。最后一口气用来干吗？我自私一下，用来告别人间罢。”张建明说。
感恩中医
三十四年前，我在那个高中毕业后既无大学可上，也无个人志愿可选的年代里被一如“抓壮丁”般地分配到了嘉定区卫生学校去学中医。那年我十八岁。倘如岁月可以回转，我也不会想到、喜欢和接受中医，因为关于中医的一切对于那时的我都是那样的陌生和茫然，不论从感情抑或到理智。
尽管面对分配通知书自以为坚强的我痛苦涕泗，但年青的我和贫寒家庭了无能力改变命运的事实逼迫我唯有束手应受。既如此，那就一定要把它学好，并要做到最好！天生不甘人后崇敬英雄的性格帮助我在岐黄大道的入口处痛下誓言矢志辉煌。
回望历程，竟不见足迹纵然是半步的岐迂。尽管一路上遍布文凭、职称、论文、出书、中西医结合、经商和从政等诸多时尚陷阱，但庆幸的我对此都毫不侧目而一步迈过。日日夜夜浸淫临床心临手摩。真是青灯黄卷废寝忘食，其艰辛实非常人所能忍受和坚持，漫漫三十余载，未尝一日松懈而始得小成。
如果今天的我把自己年轻时代对中医的这种自觉和坚定归誉为理性的早熟和英明那是骗人的。我从不迷信，但我相信有天意的存在。命运是不可抗拒的人生安排；缘份是不可预测、无法取舍而又难以常理解释的机遇。学中医就是我的命运和缘份。
工作伊始，即以成绩优秀天资聪颖而自命不凡踌躇满志，以为成就一代大医的宏愿从此可以一路坦途，可临床未久就应验了“读书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的古训。理论知识学好了甚至学精了，也远不等于实践能力就高超了。中医不是“熟读唐诗三百首”就能功夫上手的，而是应该“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诊多”。中医学实践性和技艺性都极强的特性令手艺生疏的我初战折戟而苦恼不已。期间遍历彷徨、疑惑、颓丧、进步、欣喜、自满而复困顿、盘恒、突破。小而大、低而高，进与退，循环往复。如斯者三，于今方渐入道。
走到今天的我，除了对岐黄大道的无比信任和坚定忠诚外，还最值得庆幸的是，自己的治学方式在年青时虽出于直觉但在客观上却走向了正确并一以贯之。上班时坚守门诊，下班后义务出诊，晚上苦读古今医案，所思所为倾注于唯与疗效相关的这一核心，而这恰恰暗合了中医天道：临床是其产生、生存和创新发展的土壤和渊薮，疗效是其生命所在。
不少人都说成功是天才、勤奋加机遇，而我谓方法重于机遇。我少不更事的直觉和经年渐明后的自觉都能一意并力于临床和疗效而未有间摇，我想这是岐黄对我的垂青、引领和扶持。天下凡事，方向和方法错了，一切皆成镜花水月。在中医这一天高海阔、浩瀚无垠的天地里能令我真正一如天马行空、了无羁绊地尽情挥展我的智慧、洒脱我的性情，更以其天然秉性，竟可容许学子以匹夫之勇而驰骋天下。我的灵魂、理想和生命因此而都有了温暖美好的皈依、附着和寄托。
此生能成为一名中医是我天大的福分，白手空空而又仅历数十载就不仅早已丰满了我的人生所有，还在中医整体萎靡的今天，武装我拥有了让她荣耀绵延乃至益发璀璨的力量。这是我的光荣和使命，对上苍和岐黄惠赐我的知遇之恩，我内心充满了无限感激，倾力回报自然是我未来的唯一选择。